阿瑪蒂亞·森：交通與其投融資休戚與共

　　交通投融資，可以說是當今交通運輸行業面臨的主要挑戰。國際運輸論壇2013年峰會上，來自76個國家的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學術研究機構和相關企業代表齊聚德國萊比錫，共同呼吁加大在戰略交通基礎設施和服務方面的投資力度，尋求交通運輸業穩定、長期發展的投融資新渠道。本期視點摘要編譯刊發峰會要聞及專家觀點，以饗讀者。

　　交通與其投融資休戚與共

　　阿瑪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阿瑪蒂亞·森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他的突出貢獻表現在五個領域，即社會選擇理論、個人自由與帕累托最優關系、福利與貧困指數衡量、饑荒問題與權利分配不均的關系、道德哲學。他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窮人的經濟學家”，其關于交通及其投融資的獨到見解，對于把握全球交通發展態勢及推動我國交通運輸持續健康發展，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當今世界的殷實富足程度，在諸多方面遠超我們祖先所能想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千百年來日益繁榮的貿易往來促進了規模經濟的發展及勞動技能的發揮——現代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兩百多年前對此已有論證。鑒于國際運輸論壇2013年峰會的主題為“交通投融資”，我們應謹記，勞動分工創造的增益是世上諸多人群安享繁榮的主要源泉，也是蕓蕓眾生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動力，這一切都依賴于便捷交通的有力支撐。亞當·斯密在其經濟論著中不僅論述了現代貿易，還列舉古埃及、古代中國、古印度等地利用通航河流開展商品交換的事例，從而探討了世界古代文明早期商貿對于通航河流的依賴。

　　我的發言主要探討四個問題。一是需要關注交通在促進發展及共享全球繁榮方面所起到的基礎性作用；二是交通及其投融資對應對目前全球大規模經濟衰退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以及交通投融資在經濟緊縮時期刺激并促進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三是將環境考量納入未來交通發展方向、規則及管制，重視全球及區域環境一體化進程的必要性；四是合理解決交通難題及環境問題的交通公共政策的作用。

　　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是減少貧困和共享公平的重要事業，對于已經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更是如此。很多情況下，小額貸款和經濟組織的資助，對于消除貧困、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經濟增長舉足輕重，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幫扶落后地區人口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正如18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所述，增進人員交流和往來已成為促進人類文明的重要動力。值得提及的是，試圖在整個歐元區實行統一貨幣以擺脫經濟衰退陰霾的呼聲，已激起諸多歐洲民眾的不滿（民意調查顯示似乎如此），然而，實行“歐洲通行證”優惠票價的創新安排，推行更廉價、更便捷的出行方式，可能在共克時艱中匯聚人心，散發正能量。

　　縱觀過去二三十年，發達國家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相對穩定（可能略有下降），而該比重在新興經濟體中卻增長迅速（超過1.5倍）。上述迥異備受關注，探究其原因并不復雜。一方面，發達國家已構建覆蓋范圍廣泛的交通基礎設施系統；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可擴展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空間更為廣闊，交通擴建為促進國家經濟增長提供了絕佳機會。

　　若歐洲和北美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企穩回升，以擺脫經濟衰退利劍懸頂的不安情緒，那么交通基礎設施整體步伐將加快，呈上升趨勢。交通建設具有耗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應未雨綢繆及早籌劃。

　　關于交通對于經濟繁榮的重要性。很多欠發達國家尚未加入新興經濟體行列，扭轉亞非拉部分國家持續貧困的趨勢，需要有系統性、前瞻性的交通規劃且為未來預留擴展空間。實際上，即使所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已達到某種繁榮的程度，其發展也經常出現偏差和局限。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是減少貧困和共享公平的重要事業，對于已經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更是如此。很多情況下，小額貸款和經濟組織的資助，對于消除貧困、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經濟增長舉足輕重，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幫扶落后地區人口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應清醒地看到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與支出不會給改革帶來絲毫阻力，相反它極大地刺激了經濟增長（如果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朝正確方向發展）。因此，目前必須審視交通投融資的挑戰，歐洲尤為如此。

　　關于第二個問題，經濟衰退、財政緊縮背景下交通建設的作用。由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耗資巨大，經濟下行壓力迫使政府削減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主要是試圖盡力壓縮公共財政支出，當然，這個時候交通部門在交通擴建上的直接壓力并不凸顯。如前所述，若歐洲和美國經濟企穩回升，交通基礎設施將面臨壓力。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耗時較長，高瞻遠矚、長遠謀劃已迫在眉睫。

　　以上觀點簡單明了，更為復雜且頗受爭議的問題在于，交通支出與投資是否可以產生提振經濟、促進發展的實際效果。歐洲國家采取經濟緊縮政策作為減少公共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靈丹妙藥，由此不加區分地采取經濟緊縮政策，造成經濟決策失誤，本人一直不敢茍同。2011年5月，世界銀行、經合組織在巴黎聯合舉辦年會，經合組織秘書長主持會議，我發表了題為“尋找增長點、謀求新發展”的演講。此外，我在法國《世界報》、意大利《共和報》、英國《衛報》撰文宣揚我反對經濟緊縮政策的觀點——依我看來，反響甚微。

　　盡管許多經濟學家批評之聲甚囂塵上，主導歐洲命運的大國對于應對經濟難題所采取的政策自有主張，無回旋余地。實際上，經濟緊縮戰略在解決歐債危機方面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反觀美國，美國已降低了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財政赤字狀況改善，主要得益于經濟形勢好轉。提振經濟是美國減少財政赤字的慣常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及克林頓任美國總統期間，美國采取了同樣的政策。但目前歐洲經濟尚無起色。

　　歐債危機引發各界對于經濟政策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然而歐洲國家廣泛將經濟緊縮戰略奉為圭臬。探究其中緣由有助于我們撥云見日，洞察問題癥結，也易于我們深入開展交通投融資大討論。歐洲迫切需要多方位的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絕非等同于憑空想象、不加區分地采取經濟緊縮政策。輕率的態度加之經濟緊縮政策，猶如兩種化學物質的混合，其弊端是無法全面壓縮公共支出，治標不治本，真正迫切的改革舉步維艱，也使經濟緊縮政策反對者尤其是選民更加抵制制度改革。經濟緊縮政策令歐債危機雪上加霜，失業嚴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經濟緊縮政策的另一個副作用是生產力損失及年輕一代長期失業造成的勞動技能喪失。亞當·斯密認為，勞動技能的形成對于人類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交通和貿易的發展有賴于勞動技能的形成）。然而，有失妥當地實行經濟緊縮改革，粗暴地抹殺了勞動技能的發揮。

　　世界上諸多國家仍然呼喚制度改革（歐洲已實行部分改革，當然任重道遠），但絕不需要任何經濟緊縮政策——事實上恰恰相反。應清醒地看到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與支出不會給改革帶來絲毫阻力，相反它極大地刺激了經濟增長（如果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朝正確方向發展）。因此，目前必須審視交通投融資的挑戰，歐洲尤為如此。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應對環境挑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應深化交通運輸業所需能源在存儲、傳輸、便攜等方面的研究。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如鐵路運輸），可比依靠私家車及機動車的客貨運輸所耗能源大幅減少。

　　話題轉向最后兩個問題。有人認為交通擴建對環境造成惡劣影響，因而反對交通擴建，這種觀念反映在，對運輸行業征收的污染排放稅（如二氧化碳排放稅）遠高于供熱和照明等方面的排放稅。該問題盤根錯節，爭議頗多。但倘若交通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且發展交通可以惠及那些未能充分從經濟總量高增長中受益的、被忽略的貧困人口，那么就有必要將精心安排的交通擴建事業視為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特別是被忽略的人群生活質量的迫切任務。應當明確指出，談及交通運輸，并不是僅指富豪尊享的“歐洲東方快車”（以極度奢華聞名，被稱為火車輪上的“移動宮殿”），而應該是指涵蓋商務活動、經濟合作、旅游觀光的必需的交流，有賴于此，大眾能安身立命、獲得自由、追求幸福。

　　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上述核心問題，并應具有遠見卓識，深入研究公共政策需求。以下兩方面考慮不容忽視：

　　第一，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應對環境挑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應深化交通運輸業所需能源在存儲、傳輸、便攜等方面的研究。能源發展之路漸行漸遠，挑戰頗多，如目前太陽能與風能發電的持續供給不容樂觀，可持續供電能力有待提高，這要求我們開展降低其電能儲存和傳輸成本方面的科學和工程研究。此項工作已啟動，但依舊任重道遠。有必要開展非化石形式的航空燃料的突破性研究。同時，仍需要強調，要在不同層面上深化對化石燃料的研究。一言以蔽之，考慮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對于促進交通運輸與貿易發展、助力經濟發展、減少人類貧困的重要意義，我們應對交通運輸行業的能源議題開展全方位的科學研究。

　　第二，關于交通運輸對于環境的影響，公認的事實是，很多交通方式的能源消耗遠不如其他方式集約。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如鐵路運輸），可比依靠私家車及機動車的客貨運輸所耗能源大幅減少。為此，應針對有關公共政策，做好廣泛的公眾討論和縝密決策。

　　交通領域的相關公共政策，對于保護環境和推進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在提供優良公共設施、促進社交互動方面同樣功不可沒。應統籌考慮交通規劃與經濟和社會的相關關系，二者不分伯仲，不可厚此薄彼。

聲明:

凡文章來源標明“中國智能交通網”的文章版權均為本站所有，請不要一聲不吭地來拿走，轉載請注明出處，違者本網保留追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利；所有未標明來源為“中國智能交通網”的轉載文章均不代表本網立場及觀點，“中國智能交通網”不對這些第三方內容或鏈接做出任何保證或承擔任何責任。